孔子画像、红色中国结、彩纸风筝这些传统的中国工艺品高高地挂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和爱沙尼亚的塔林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墙上，透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虽然波罗的海三国总人口不过600万，短短四年时间里已有三所中国孔子学院陆续在当地的大学落户，除了上述两所，第三所孔子学院，由拉脱维亚大学和中国华南师大合作，去年9月刚刚开始招生。
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主导的，自称为非政治性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机构。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起，据汉办统计，截至2011年，在全球的105个国家已有358所孔子学院，50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50多万人。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令人叹服，但孔子学院的发展也自始至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孔子学院的办学原则是，“政府支持、民间运作”，以及“中外合作、内生发展”，在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它常常被当地的媒体和公众质疑为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和所谓“软实力”的工具，而抱以戒备之心。在波罗的海地区，这样的质疑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更为敏感和微妙。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共产党在当地是公众避讳的话题，因为波罗的海三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宣布独立，对当地人来说，那段历史是黑暗的。在近半个世纪统治中，前苏联对该地区进行了人口清洗、文化侵略和移民策略。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前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瓦解，以爱沙尼亚为代表发生了“歌唱革命”的大规模非暴力抗议，成为其取得独立的导火索。当年集会传唱的很多民歌以及三国的民间舞蹈习俗在今天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对中国的看法容易先入为主，爱沙尼亚大学塔林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林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从1983年起就进行对外汉语教学，2010年来到塔林后，他发现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当地媒体或者欧洲主流媒体的介绍，其意见往往是批评为主。“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但很多批评是带偏见的，”林可说。
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可能引起中方和外方合作的摩擦。在波罗的海，孔子学院依附于当地大学的东亚系，承担当地学生的中文教学。但孔子学院的教学、教材、以及外事理念是服从于汉办的。林可说，孔子学院的公开活动是不能违背中外两方法律的。
塔林大学东亚和人文学院的中文教师葛佳(Katja Koort)重温了孔子学院成立不久的一次小插曲。2010年底中国诗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葛佳所在学院组织了相关座谈会邀请孔子学院中方代表参加。葛佳说林可院长接到通知后不是很愉快，他出席了活动，但全程没有发言。林可说，这样的活动让孔子学院中方的立场很尴尬。
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中国专家林西华(Märt Läänemets)认为，孔子学院除了其学术功能，“是中国在世界提升其形象的重要工具，是中国软实力策略的一部分。”林西华说十年前爱沙尼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更简单也更积极。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近几年，人们对中国观点更加批判。因为大家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其中有争议性的是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信息。人们意识到这和欧洲的民主制度差别很大。比如爱沙尼亚人关注西藏问题源于他们那段前苏联统治的经历，但中国很难理解他们。
葛佳说塔林大学在推广东亚文化时，自愿学习日语的学生多于中文的。除了日本的流行文化比如动画片对爱沙尼亚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一个根本原因是日本和欧洲民主体制的同一性。葛佳说，对于她们70年代出生经历前苏联统治的爱沙尼亚人，民主和权利这样的话题会让他们热血沸腾。
不过，也有外国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没有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教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塔林大学前校长瑞恩•罗德(Rein Raud)促成孔子学院在塔林大学落户。他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爱沙尼亚政府看到了更多和中国经济合作的契机。而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年轻人也选择到中国去旅游。因此，2008年罗德陪同爱沙尼亚教育部长访问中国后，开始和汉办商议开办孔子学院，并于2010年9月和广西大学成功签约。“中国开放了，全世界对其文化也更感兴趣，”他说。
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为中国进一步融入欧洲提供了机遇。这三个小国实行开放的经济、文化政策，被认为是通往欧洲的门户。特别是爱沙尼亚，不但加入了欧盟，还是三国唯一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其IT业很发达，风靡全球的语音通话软件Skype便是当地人发明的，这里也是近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密集的欧洲国家。
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丽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些小国离中国远、人口少，但不是不重要；加深了解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现在大概有40家中国餐馆，华人越来越多，有的还扎了根。因此，维尔纽斯孔子学院也为了方便华人孩子学习中文开了课，她说。
总体上，波罗的海三国还不如西欧那么发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来帮助当地学生学习东亚文化。 外方大学愿意和孔子学院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中方会有直接的资金投入。两位孔子学院的院长说，当地孔子学院每年约8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以及教材均由汉办承担。本来合同约定，中外双方给孔子学院的投资比例是各50%。但现实中，外方一般没有现金投入，其投资通过人员和场地设施支持来折算。
除了主要承担当地大学的中文课程，孔子学院也设了对社会开放的夜校和不同主题的文化课、如书法、茶艺、武术班等。据笔者从维尔纽斯和塔林孔子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对社会开放的课程每班有十几个学生左右，总共的学员不超过100个，其收费按照当地消费水平每学期每人大概一百多欧元。最后这些学费都回流到孔子学院的活动经费中。此外，孔子学院也在积极推动当地中、小学的中文教育，给予一定的教师和资金支持。比如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给爱沙尼亚中部城市威延第(Viljandi)和西部岛屿萨若玛(Saaremaa)的中学都派了中文老师。
当地孔子学院的活动推广主要依靠Facebook，因为波罗的海地区几乎人人都用Facebook。大家在上面上看到孔子学院的中秋节活动，或者播放中国的电影就会进行转发并参加。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的Facebook粉丝目前有280个，维尔纽斯大学的有550多个，拉脱维亚大学的有40几个。“汉办鼓励推行中国的现代文化，介绍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但内容很多，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做，”王丽英说。
即使出任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王丽英依然延续着她之前在辽宁大学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她现在的对象是当地的学生。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提问，可以讨论任何关于中国的话题，但还是觉得当地学生比较沉闷。有时她会遇到一些关于中国现在发生的有争议性的问题，她会说中国是个大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没有必要避讳那些关于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和政治丑闻的报道。中国在变化，虽然比较慢，”她说。
“如果我们告诉学生中国是完美的，那没人能相信，”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和项目负责人卫丽玛(Vilma Šniukštaitė)说。一般来讲，当地人对中国的文化社会没有全面的了解，大家会提到低廉的中国商品。她说，这是因为大家缺乏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卫丽玛本人在维尔纽斯大学中国方向毕业后拿到去中国的奖学金在中国学习了两年，她的中文很流利。她提到2012年他们组织夏令营带学生去中国。这些学生回来后，提升了语言能力也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
有趣的是，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习中文的学生往往积极地看待中国、过滤对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立陶宛大一学生葛丽泰(Guta Flipovic)参加了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夏令营去了沈阳和北京，她吃惊于沈阳的现代化程度，喜欢北京的颐和园，感触最深的是和普通的中国人比如出租车司机的交流，觉得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和她平时看到的新闻报道一致。
还有没去过中国的学生，获得了对中国一边倒似的印象。“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很富有的国家。我将来要到中国学习经济学，因为中国非常成功。”17岁的立陶宛高中生张龙(Lucas Marozas)用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说。他学习了四年半的中文，最早靠中文学习软件，然后在中学和孔子学院上中文班。他天天在网上看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新闻来练习口语并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
学习中国山水画十多年，用中国水墨绘制当地风景并成功举行画展的维尔纽斯画家多利亚•托克萨特(Dolia Doksaite)目前在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书画课。“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就像一壶开水，表面在沸腾，底下是平静的，”她说。
巫楠为2012年哈佛尼曼学员，现为自由撰稿人。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3/26/cc26confucius/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令人叹服，但孔子学院的发展也自始至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孔子学院的办学原则是，“政府支持、民间运作”，以及“中外合作、内生发展”，在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它常常被当地的媒体和公众质疑为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和所谓“软实力”的工具，而抱以戒备之心。在波罗的海地区，这样的质疑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更为敏感和微妙。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共产党在当地是公众避讳的话题，因为波罗的海三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宣布独立，对当地人来说，那段历史是黑暗的。在近半个世纪统治中，前苏联对该地区进行了人口清洗、文化侵略和移民策略。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前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瓦解，以爱沙尼亚为代表发生了“歌唱革命”的大规模非暴力抗议，成为其取得独立的导火索。当年集会传唱的很多民歌以及三国的民间舞蹈习俗在今天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对中国的看法容易先入为主，爱沙尼亚大学塔林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林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从1983年起就进行对外汉语教学，2010年来到塔林后，他发现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当地媒体或者欧洲主流媒体的介绍，其意见往往是批评为主。“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但很多批评是带偏见的，”林可说。
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可能引起中方和外方合作的摩擦。在波罗的海，孔子学院依附于当地大学的东亚系，承担当地学生的中文教学。但孔子学院的教学、教材、以及外事理念是服从于汉办的。林可说，孔子学院的公开活动是不能违背中外两方法律的。
塔林大学东亚和人文学院的中文教师葛佳(Katja Koort)重温了孔子学院成立不久的一次小插曲。2010年底中国诗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葛佳所在学院组织了相关座谈会邀请孔子学院中方代表参加。葛佳说林可院长接到通知后不是很愉快，他出席了活动，但全程没有发言。林可说，这样的活动让孔子学院中方的立场很尴尬。
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中国专家林西华(Märt Läänemets)认为，孔子学院除了其学术功能，“是中国在世界提升其形象的重要工具，是中国软实力策略的一部分。”林西华说十年前爱沙尼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更简单也更积极。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近几年，人们对中国观点更加批判。因为大家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其中有争议性的是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信息。人们意识到这和欧洲的民主制度差别很大。比如爱沙尼亚人关注西藏问题源于他们那段前苏联统治的经历，但中国很难理解他们。
葛佳说塔林大学在推广东亚文化时，自愿学习日语的学生多于中文的。除了日本的流行文化比如动画片对爱沙尼亚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一个根本原因是日本和欧洲民主体制的同一性。葛佳说，对于她们70年代出生经历前苏联统治的爱沙尼亚人，民主和权利这样的话题会让他们热血沸腾。
不过，也有外国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没有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教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塔林大学前校长瑞恩•罗德(Rein Raud)促成孔子学院在塔林大学落户。他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爱沙尼亚政府看到了更多和中国经济合作的契机。而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年轻人也选择到中国去旅游。因此，2008年罗德陪同爱沙尼亚教育部长访问中国后，开始和汉办商议开办孔子学院，并于2010年9月和广西大学成功签约。“中国开放了，全世界对其文化也更感兴趣，”他说。
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为中国进一步融入欧洲提供了机遇。这三个小国实行开放的经济、文化政策，被认为是通往欧洲的门户。特别是爱沙尼亚，不但加入了欧盟，还是三国唯一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其IT业很发达，风靡全球的语音通话软件Skype便是当地人发明的，这里也是近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密集的欧洲国家。
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丽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些小国离中国远、人口少，但不是不重要；加深了解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现在大概有40家中国餐馆，华人越来越多，有的还扎了根。因此，维尔纽斯孔子学院也为了方便华人孩子学习中文开了课，她说。
总体上，波罗的海三国还不如西欧那么发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来帮助当地学生学习东亚文化。 外方大学愿意和孔子学院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中方会有直接的资金投入。两位孔子学院的院长说，当地孔子学院每年约8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以及教材均由汉办承担。本来合同约定，中外双方给孔子学院的投资比例是各50%。但现实中，外方一般没有现金投入，其投资通过人员和场地设施支持来折算。
除了主要承担当地大学的中文课程，孔子学院也设了对社会开放的夜校和不同主题的文化课、如书法、茶艺、武术班等。据笔者从维尔纽斯和塔林孔子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对社会开放的课程每班有十几个学生左右，总共的学员不超过100个，其收费按照当地消费水平每学期每人大概一百多欧元。最后这些学费都回流到孔子学院的活动经费中。此外，孔子学院也在积极推动当地中、小学的中文教育，给予一定的教师和资金支持。比如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给爱沙尼亚中部城市威延第(Viljandi)和西部岛屿萨若玛(Saaremaa)的中学都派了中文老师。
当地孔子学院的活动推广主要依靠Facebook，因为波罗的海地区几乎人人都用Facebook。大家在上面上看到孔子学院的中秋节活动，或者播放中国的电影就会进行转发并参加。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的Facebook粉丝目前有280个，维尔纽斯大学的有550多个，拉脱维亚大学的有40几个。“汉办鼓励推行中国的现代文化，介绍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但内容很多，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做，”王丽英说。
即使出任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王丽英依然延续着她之前在辽宁大学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她现在的对象是当地的学生。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提问，可以讨论任何关于中国的话题，但还是觉得当地学生比较沉闷。有时她会遇到一些关于中国现在发生的有争议性的问题，她会说中国是个大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没有必要避讳那些关于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和政治丑闻的报道。中国在变化，虽然比较慢，”她说。
“如果我们告诉学生中国是完美的，那没人能相信，”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和项目负责人卫丽玛(Vilma Šniukštaitė)说。一般来讲，当地人对中国的文化社会没有全面的了解，大家会提到低廉的中国商品。她说，这是因为大家缺乏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卫丽玛本人在维尔纽斯大学中国方向毕业后拿到去中国的奖学金在中国学习了两年，她的中文很流利。她提到2012年他们组织夏令营带学生去中国。这些学生回来后，提升了语言能力也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
有趣的是，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习中文的学生往往积极地看待中国、过滤对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立陶宛大一学生葛丽泰(Guta Flipovic)参加了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夏令营去了沈阳和北京，她吃惊于沈阳的现代化程度，喜欢北京的颐和园，感触最深的是和普通的中国人比如出租车司机的交流，觉得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和她平时看到的新闻报道一致。
还有没去过中国的学生，获得了对中国一边倒似的印象。“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很富有的国家。我将来要到中国学习经济学，因为中国非常成功。”17岁的立陶宛高中生张龙(Lucas Marozas)用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说。他学习了四年半的中文，最早靠中文学习软件，然后在中学和孔子学院上中文班。他天天在网上看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新闻来练习口语并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
学习中国山水画十多年，用中国水墨绘制当地风景并成功举行画展的维尔纽斯画家多利亚•托克萨特(Dolia Doksaite)目前在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书画课。“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就像一壶开水，表面在沸腾，底下是平静的，”她说。
巫楠为2012年哈佛尼曼学员，现为自由撰稿人。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3/26/cc26confucius/
